潘丰泉:高雅的创作与世俗的娱乐
发布日期:2015-01-31阅读次数:6267
当代中国画创作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所谓繁荣,除了一批坚持学术探索的艺术家,如长期在各个专业艺术院校默默奉献绘画精品的教师画家们,以及在拓展现代中国画表现空间,提升中国画在当下艺术语言表现品格的各种不同学术性画展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忙于走南闯北参加各种各样大小笔会活动的画家们,可以说,这一现象已遍及东西南北的每一个地方,最终在提高与普及之下,几千年形成的中国画这一表现形式及内容,正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道盛宴。同时一些通俗化的东西也在不同场合下频频出现。
几米、十几米、几十米,甚至到百米的巨幅长卷,正铺天盖地朝着人们的视野面前展开,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宾馆、酒楼等场地,挂上一二幅巨幅花鸟画、山水画,的确能给那些不惜成本装修得十分富丽堂皇的酒店宾馆,增添了些许的所谓艺术气氛和趣味,以其中和、淡雅、喜气欢快的调子协调了人们的视觉感受。
于是,一种由多人联手合作的笔墨游戏开始了。每有个节日或大型庆典的什么活动,或欢天喜地的什么会议,总会有一些主办方邀请一些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家,或在全国某个区域颇有影响的书画名家“欢聚一堂”,且一般多是写意方面的花鸟画家(虽然各自的艺术品格不一定高,但能够将画面的东西组合得好就行),于是你画牡丹,他画假山,或还能画上松石,还有张三添喜鹊,李四加兰花……再由其中一位字写得好一些的书画家落上全款,落款内容也是把每个画家的名字一一列上,最后总算是大功告成,这真是一幅多人合作的巨幅花鸟画作。其实,他们的这种配合早已十分默契,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不同画家各自的作画特点糅合在一起,这要归功于这些人经长期合作练就的那一套能在现场一挥而就的表演功夫,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画坛林林总总的一道风景,也可以说它是市场经济下某些画家通过带有商业性运作走向社会的成功案例,把倡导雅俗共赏的书画活动当成一件平常事来做,把高雅的书画艺术形式演变为一种全民娱乐活动去尝试。这一情形在西方绘画史上,也是不好找到的。
历史上的写意画艺术,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但史料没有记载由多人合作的作品。虽然,这里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画家少有一起创作活动的大好机会,远不像今天交通便利(各海陆空线路的方便快捷),给平常分散在各地的画家创造了许多共襄书画创作繁荣这一盛举的时机;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传统中国画强调艺术表现的严谨性,“十日一山,五日一水”的创作修练理念,无一不体现在他们毕生的艺术创作过程上。
当代史论家在评述“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艺术特点不同时,点到了其要害处,即“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各自形成的时间相差不久,且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江苏——毗邻的两个省,这两个画派开展书画创作活动的区域很靠近,在明清时期各有一定的展示和生存空间,不过,多数评述对“新安画派”多持中肯意见,这与当时渐江等人将了解自然深入生活奉为艺术之根本的创作态度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扬州画派”活跃在一个相对繁荣的商业城市里,他们的作品被商贾包装着,酒店楼堂悬挂着是这些人的作品。在市场运作下,他们的画作得以畅销起来,愈来愈能迎合普通民众的欣赏口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扬州画派”个别画家对作品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一旦用笔的速度与应付市场需求的几下招式做得恰到好处,那么,所谓“草草几笔”的戏作便会大量泛滥起来。
元人倪云林虽戏称自己的作品是追求“逸笔草草”的结果,但那颇具文人画笔墨意味的表现,却让我们品味良多。他的所谓“逸笔草草”,未免是自谦之词。其实在他枯笔淡墨下清淡冷逸的山水境界,是画家对当时画坛所流行的以茂密繁琐的精雕细琢画风的一种叛逆,是有意的“草草”,以强调突出文人画思想清高淡逸的艺术品味、格调,倪云林画上的“草草”,与“扬州画派”某些内容泛滥的“草草”是绝然不同的,后者是应对市场需求口味的粗制滥造的庸俗化,而前者,则是一种严谨治艺精益求精的艺术品行。
这是传统中国画的表现特性。它一直被许多尤其是近现代国画大师很好地继承下来,成为艺术精神的宗旨、座右铭,创作的标杆,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艺术巨匠,避免此类由几人合作的笔墨游戏的泛滥,他们留给后人不仅是一幅幅具有深刻艺术思想,高超艺术理念和精湛艺术技巧的写意画作品,而且中国画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独特的审美意味,正是通过这些大师孜孜不倦的追求才得以发扬光大。
以降低艺术审美标准去获取表面上的文艺繁荣,包括在迎合平民欣赏趣味的各种活动上,如以小充大,以娱乐化换取大众化,把世俗的当作格调高雅的一面,通过社会化高低不分四处散播。倘若这一情形进入常态化,就会误导了观众的审美眼光。理应是将提高普罗大众欣赏水平,像建设一项重点文化工程一样,紧锣密鼓、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文化部门及美术机构,已通过举办及推出各种相对严肃高雅的画展,逐步在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这样,才不会使已经频繁过度的某些铺天盖地式笔会活动,把中国画格调矮化,品味庸俗化。
无论是艺术的整体格调还是画面气象上,当今中国画都与传统各个时期的经典之作,甚至与20世纪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等大师铸就的艺术风骨、展现的艺术魅力有所差距,这需要我们警醒。
这就是当今画坛上,一面是高举学术大旗认真探索中国画艺术的严肃性;而另一面,是平庸世俗下各种带有娱乐性和一些不容乐观之现象频频出现。
虽然,文学艺术创作上有这样的提法,即“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说,不过从长远的发展目标看,“阳春白雪”无需降低艺术底线,而应该是为如何更好地提高“下里巴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而努力探索。
“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19世纪法国美术史评论家丹纳如是说。
所谓繁荣,除了一批坚持学术探索的艺术家,如长期在各个专业艺术院校默默奉献绘画精品的教师画家们,以及在拓展现代中国画表现空间,提升中国画在当下艺术语言表现品格的各种不同学术性画展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忙于走南闯北参加各种各样大小笔会活动的画家们,可以说,这一现象已遍及东西南北的每一个地方,最终在提高与普及之下,几千年形成的中国画这一表现形式及内容,正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道盛宴。同时一些通俗化的东西也在不同场合下频频出现。
几米、十几米、几十米,甚至到百米的巨幅长卷,正铺天盖地朝着人们的视野面前展开,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宾馆、酒楼等场地,挂上一二幅巨幅花鸟画、山水画,的确能给那些不惜成本装修得十分富丽堂皇的酒店宾馆,增添了些许的所谓艺术气氛和趣味,以其中和、淡雅、喜气欢快的调子协调了人们的视觉感受。
于是,一种由多人联手合作的笔墨游戏开始了。每有个节日或大型庆典的什么活动,或欢天喜地的什么会议,总会有一些主办方邀请一些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家,或在全国某个区域颇有影响的书画名家“欢聚一堂”,且一般多是写意方面的花鸟画家(虽然各自的艺术品格不一定高,但能够将画面的东西组合得好就行),于是你画牡丹,他画假山,或还能画上松石,还有张三添喜鹊,李四加兰花……再由其中一位字写得好一些的书画家落上全款,落款内容也是把每个画家的名字一一列上,最后总算是大功告成,这真是一幅多人合作的巨幅花鸟画作。其实,他们的这种配合早已十分默契,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不同画家各自的作画特点糅合在一起,这要归功于这些人经长期合作练就的那一套能在现场一挥而就的表演功夫,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画坛林林总总的一道风景,也可以说它是市场经济下某些画家通过带有商业性运作走向社会的成功案例,把倡导雅俗共赏的书画活动当成一件平常事来做,把高雅的书画艺术形式演变为一种全民娱乐活动去尝试。这一情形在西方绘画史上,也是不好找到的。
历史上的写意画艺术,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但史料没有记载由多人合作的作品。虽然,这里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画家少有一起创作活动的大好机会,远不像今天交通便利(各海陆空线路的方便快捷),给平常分散在各地的画家创造了许多共襄书画创作繁荣这一盛举的时机;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传统中国画强调艺术表现的严谨性,“十日一山,五日一水”的创作修练理念,无一不体现在他们毕生的艺术创作过程上。
当代史论家在评述“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艺术特点不同时,点到了其要害处,即“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各自形成的时间相差不久,且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江苏——毗邻的两个省,这两个画派开展书画创作活动的区域很靠近,在明清时期各有一定的展示和生存空间,不过,多数评述对“新安画派”多持中肯意见,这与当时渐江等人将了解自然深入生活奉为艺术之根本的创作态度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扬州画派”活跃在一个相对繁荣的商业城市里,他们的作品被商贾包装着,酒店楼堂悬挂着是这些人的作品。在市场运作下,他们的画作得以畅销起来,愈来愈能迎合普通民众的欣赏口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扬州画派”个别画家对作品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一旦用笔的速度与应付市场需求的几下招式做得恰到好处,那么,所谓“草草几笔”的戏作便会大量泛滥起来。
元人倪云林虽戏称自己的作品是追求“逸笔草草”的结果,但那颇具文人画笔墨意味的表现,却让我们品味良多。他的所谓“逸笔草草”,未免是自谦之词。其实在他枯笔淡墨下清淡冷逸的山水境界,是画家对当时画坛所流行的以茂密繁琐的精雕细琢画风的一种叛逆,是有意的“草草”,以强调突出文人画思想清高淡逸的艺术品味、格调,倪云林画上的“草草”,与“扬州画派”某些内容泛滥的“草草”是绝然不同的,后者是应对市场需求口味的粗制滥造的庸俗化,而前者,则是一种严谨治艺精益求精的艺术品行。
这是传统中国画的表现特性。它一直被许多尤其是近现代国画大师很好地继承下来,成为艺术精神的宗旨、座右铭,创作的标杆,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艺术巨匠,避免此类由几人合作的笔墨游戏的泛滥,他们留给后人不仅是一幅幅具有深刻艺术思想,高超艺术理念和精湛艺术技巧的写意画作品,而且中国画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独特的审美意味,正是通过这些大师孜孜不倦的追求才得以发扬光大。
以降低艺术审美标准去获取表面上的文艺繁荣,包括在迎合平民欣赏趣味的各种活动上,如以小充大,以娱乐化换取大众化,把世俗的当作格调高雅的一面,通过社会化高低不分四处散播。倘若这一情形进入常态化,就会误导了观众的审美眼光。理应是将提高普罗大众欣赏水平,像建设一项重点文化工程一样,紧锣密鼓、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文化部门及美术机构,已通过举办及推出各种相对严肃高雅的画展,逐步在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这样,才不会使已经频繁过度的某些铺天盖地式笔会活动,把中国画格调矮化,品味庸俗化。
无论是艺术的整体格调还是画面气象上,当今中国画都与传统各个时期的经典之作,甚至与20世纪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等大师铸就的艺术风骨、展现的艺术魅力有所差距,这需要我们警醒。
这就是当今画坛上,一面是高举学术大旗认真探索中国画艺术的严肃性;而另一面,是平庸世俗下各种带有娱乐性和一些不容乐观之现象频频出现。
虽然,文学艺术创作上有这样的提法,即“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说,不过从长远的发展目标看,“阳春白雪”无需降低艺术底线,而应该是为如何更好地提高“下里巴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而努力探索。
“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19世纪法国美术史评论家丹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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