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批评家系列之著名美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强调——

　　作为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中国画有着广泛的受众，进入当代的中国画在创作和精神上得到更大的解放和自由，而随之而来的，关于中国画的变革和创新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美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在他看来，多元化发展使中国画有无限生机，但也使它的面目不像以前那么清晰和肯定，其前景还有待洞察和把握。不过，他提醒在当前追名逐利的浮躁环境下，画家更应警惕“高原停顿”，避免“艺术自毁”。

　　无限生机与现实困惑

　　广州日报：“85新潮”时期有个观点惊世骇俗，认为“中国画走入穷途末路”，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郎绍君：这是当时的年轻批评家李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这个带有极端意味观点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之初，青年理论家直言不讳的批评精神的复活，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画革新的焦虑和期望。对中国画“危机”的表述，点燃了关于中国画现状与前景的大讨论。我一向的看法是，这种冲破时俗的自由批评精神，打破了只会颂扬、不敢讲真话的风气，但不赞成“穷途末路说”本身。

　　在我看来， 新时期的画家进入更开放的环境，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个性得到很大解放，凡事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衡量的时代结束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大松绑，中国画有了趋于繁荣的前提。

　　中国画面临的新的社会情境：一是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艺术多元化不可避免；二是发端于西方的“当代艺术”作为强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响应与传播；三是艺术市场的复兴，给美术创作带来有力的刺激。不过，趋于多元的中国画，其前景如何，还有待我们洞察和把握。

　　广州日报：那么，您觉得中国画是否有危机？

　　郎绍君：中国画的内容、风格、样式、材料和技巧越来越多样，借鉴西方艺术、追求个性的潮流越来越强势，这既促进了中国画的新变，也使它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说，生机与困惑并存。如何理解本土艺术的现代化，如何处理本土艺术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件大事情。

　　“新水墨”有待时间检验

　　广州日报：为了追求中国画的现代性，画家进行了各种尝试，您怎么评价这些“新水墨”？

　　郎绍君：中国画的新变被称作“新水墨”，是一种语言上的方便，以“70后”、“80后”、“90后”为中坚的年轻画家，敏于时代感应，吸收新的观念，尝试新的形式，诸如变形的、抽象的、观念的、奇幻的，努力赋予中国画新面貌和新的表现力，这是中国画发展的必然，是好事。“新水墨”没有一定的格式，但都使用水墨材料，保留一定的水墨特点，和传统中国画有不同程度的连接，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大趋势。

　　广州日报：在今年秋拍上，新水墨画家徐累的《霓石》成交价为1840万元，达到了千万元的级别，这是否说明当代“新水墨”的尝试已获艺术界肯定？

　　郎绍君：拍卖的指数与艺术的品质有一定关系，但它体现的主要是市场价值，而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美术史价值的标准。徐累作品的拍卖也是如此。说到底，市场是一种资本运作，参与运作的各方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市场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炒作，出现混淆优劣与真伪的事情。一般说来，那些进入历史的、有定论的艺术家的市场价值，会较多反映艺术价值，反之则差一些。一个“新水墨”画家的市场价提高了，有多方面原因，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代“新水墨”的艺术价值，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