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访谈记
发布日期:2015-01-31阅读次数:6269
由中国文联、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国书协、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张海书法作品展将于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书协主席的著名书法家张海先生,多年来潜心翰墨,广泛探索、锐意创新而又保持理性的思考,使自己的书法艺术具有了让人羡慕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并引领了河南书法的崛起。展览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张海先生,就展览的相关情况、书法艺术的有关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基本情况。
张海:这次展览展示的主要是我近六年来的作品。回顾过去,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从作品数量上说,共50幅,七八十件;从书体讲,四体皆有,我自认为都没有凑合,都不是临时抱佛脚,每一种书体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展览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集中展示每种书体的一个四条屏,给观众一个整体印象;第二部分为篆书、隶书;第三部分为楷书、行草;第四部分为六个册页。展览最突出的特点是,每一类都有创作心得,实话实说,介绍创作过程和体会,跟观众交心,决不作秀。同时还有一些作者手记,从平时发表的文章中选择精短的段落,目的是增强展览的学术性,不敢说它们能给观众启发,但至少可以供大家讨论。这在其他展览中应该还没有过。
记者:您在1984年的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书法家代表作”的思考,从艺术高度、风格含量、时空价值三个方面对代表作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否已经产生?这次展览中哪些具有代表性?
张海:我主张书家应该有代表作。但有一点我很清楚:自认为的代表作与别人认为的代表作之间有很大差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之处有一定难度。我拿出来的作品自己很满意,但观众满意不满意,这很难说,我希望通过展览缩小与观众的距离。就我自己来说,有一件写苏辙文章的草书八尺整张四条屏我自认为比较好。这件作品的创作跨度很长,最开始写完比较满意,但是发现前头几个字顺序颠倒,就放了下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再看,觉得不错,决定继续写下去。写完之后,发现整件作品气势上比较贯通,字形、布局以及细节方面毛病比较少。另外,小草我下了十几年功夫,基本没有停顿。这次展出的几幅小行草也很有代表性。今年我63岁,它们起码是我63岁之前的代表作。
记者:这次展览是对您四种书体艺术水平的全面展示。有评论家认为您不仅四体皆能,而且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您自己作何评价?
张海:这是工作需要形成的局面,我并没有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四种书体齐头并进的目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办展览时,一个展览中只有一种书体会觉得不够用,并且也显得单调。我慢慢发现,每一种书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后来又认识到,虽然各种书体各有各的规律,但相互之间可以渗透、借鉴,渗透、借鉴的结果,是使每一种书体都显得比较富于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算有驾驭几种书体的能力。
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各种书体之间不能平均用力,也不能这个书体一下那个书体一下,而是要循序渐进。学音乐的上午练钢琴,下午拉二胡不行,钢琴和二胡的指法不同,放在一起全都乱了。学书法也是一个道理,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乱写一气,是有害的。二是虽然我能写四种书体,但不敢说大话,不敢说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经过努力,我在隶书和行草方面有一些变化。
记者:您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要做到自我否定,必须有良好的辨识能力、良好的悟性和充分的自信心,同时还要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只有处理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您是怎么自我否定的?
张海:自我否定是很必要的。我开始学隶书的时候,各种范本都拿来学习。后来觉得不行,就集中学习《封龙山碑》,1981年“晋冀鲁豫书法联展”中,我的一幅隶书四省日报不约而同刊出。后来仔细琢磨,虽然自己觉得不错,但如果放在众多作品中,还是很难显现出来。因此我就把以前的东西否定了。我想能不能写汉简?在写汉简的过程中,发现草意比较浓,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行草功夫,因此把隶书、行草、汉简结合起来,开始尝试草隶。这有点像农学家培养新品种,要经过杂交、试种、育种,反复试验才能成功。我写草隶也是一样的道理。隶书、行草、汉简的融合不是机械的,不是每种书体各占三分之一,而是水乳交融。最开始每天都进行试验,可能一整天能出现一个达到隶书、行草、汉简结合得比较好的字,于是把这一个字挑出来,再按照这个字的思路进行试验。几个月下来,觉得有二十几个字不错,就按照这些字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反复试验,到1986年终于取得初步成功,有汉简的味道但又不同于汉简,有隶书的味道又不同于隶书,有行草的味道又不同于行草,于是又把《封龙山碑》给否定了。如果继续写隶书,只能是进一步深化,很难出现新东西。要创新,就要否定。不断否定,就形成了现在的面貌!
记者:您曾经用跳高来比喻创新。要打破2.4米的跳高记录,不必梦想着跳4.8米,只要提高一厘米即可,2.41米就是新记录。现在创新是书法界的一个时髦词汇,不少人也想创记录,但他们想的不是2.41米,甚至也不是4.8米,而是9.6米,或者更多。这种一厘米精神值得提倡。
张海:我想一厘米精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一个搞书法的人一生用于书法专业创作的时间有多长?他必须首先继承传统,而要把传统继承好,又要花多少时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不能够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也是一个问题。一百个人训练跳高,能有几个人达到朱建华当年的高度?说不定一个也没有。一百个人学颜真卿,能有几个达到他的高度?说不定还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能够高出一厘米已经很难,并且要靠艰苦的努力。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传统深厚,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十年前的十个书法家也许现在大家还记得,但再过上二三十年,十个人很可能全部被人遗忘了。
记者:说到传统,碑帖是书法的重要传统。您在碑上下过很大功夫,对帖也很重视。碑帖之中,您从何者获益较多?
张海:应该说碑帖各有所长,不必把二者对立起来。碑帖各有各的好处,二者之间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也没有高低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就都宽容地加以接受。这跟人吃东西是同样的道理。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关键是你的身体需要补充什么营养成分,需要什么就补什么,如果偏食,就会营养不良。书法也一样。
记者:听说您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了碑帖资料,出来后才发现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抱着碑帖资料走回去。这种对书法的热爱实在是让人敬佩。现在的一些书法家似乎少了点这种对书法的热爱。
张海:那是1974年,我从安阳到北京荣宝斋来学习装裱。我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通过学习装裱来学习书法。当时中午没有地方休息,累了我就趴在裱画的案子上小睡一下,更多的时候是趁机把要装裱的字画拿来仔细欣赏琢磨。下班的时候我把装裱过程中剩下的纸头拿回去晚上练字。这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从北京回去之后,我把自己弄到农村,找了一个阁楼,把自己关在里头写字,再闷再热也不管。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希望能够走捷径。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譬如我从郑州到北京来,可以步行,可以坐车,也可以乘飞机,但过程和收获不一样。飞机最快,但对外面的情况什么也不了解;步行最慢,但可以领略一路的风土人情。学习书法以“坐汽车”为佳,既可浏览“沿路风光”,又可随时在“重点城市”停下,该看的看,该记的记,该下功夫的就下功夫,持之以恒,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记者:除了您的展览,河南今年将举办几大展览,河南这个书法大省又将成为热点。这让我想起“中原书风”,我想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肯定不一样。作为河南书法领军人,您如何理解“中原书风”在当下的意义?
张海:“中原书风”这个提法,有人赞成,有人否定。从这个概念的提出到它的最终形成,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认为“中原书风”的特点是阳刚、正大、伟岸、堂堂正正,篇幅也比较大。但时间长了之后,人们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大字多了,篇幅大了,细节就显得粗糙一些。我想也许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不能得兼。要避免简单的“大”、“粗”、“黑”。一个高大的男子,必须有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刚柔相济,才能让人觉得有魅力。我想说明的是,“中原书风”的特点不是谁规定必须这样,中原书家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同时它也不是固定的概念,大字之外也还有小字,只是这小字跟南方的不同。
记者:早在1985年,河南就举办了国际书法展,收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2万余件,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体现了河南书法的开放意识。开放性是否也是“中原书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海:当时河南很多作者都在农村,走不出去。但是“行万里路”对书法家来说又很重要。怎么办?书法家“行万里路”,最重要的就是博览和交流。因此我们就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把国内外的优秀作品和书法家都请来,让中原书家不走出去也能进行交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仅对中原书家重要,对其他地方的书家也同样重要。
记者:当前文艺界正在展开向常香玉学习的活动。您作为常香玉的同乡,对此一定深有体会。您认为书法界该向常香玉学习什么?
张海:常香玉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对书法界来说,一要学习她关注社会的态度。书法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时代特征。二是要学习她“戏比天大”的精神,对艺术执著追求。她对艺术的热爱足以打动所有从艺之人。既然投身书法这一行,就要把书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在所难免,但它只是附属品,而不应成为终极目标。三是要学习她关注青年,提携新人。常香玉为豫剧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书法家当然不一定要收徒,但在自己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应该为青年书家的进步多做工作,不能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你的成就得益于书法事业,就应该把自己的所得回报给书法事业。做书法组织工作的人就更应该如此。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基本情况。
张海:这次展览展示的主要是我近六年来的作品。回顾过去,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从作品数量上说,共50幅,七八十件;从书体讲,四体皆有,我自认为都没有凑合,都不是临时抱佛脚,每一种书体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展览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集中展示每种书体的一个四条屏,给观众一个整体印象;第二部分为篆书、隶书;第三部分为楷书、行草;第四部分为六个册页。展览最突出的特点是,每一类都有创作心得,实话实说,介绍创作过程和体会,跟观众交心,决不作秀。同时还有一些作者手记,从平时发表的文章中选择精短的段落,目的是增强展览的学术性,不敢说它们能给观众启发,但至少可以供大家讨论。这在其他展览中应该还没有过。
记者:您在1984年的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书法家代表作”的思考,从艺术高度、风格含量、时空价值三个方面对代表作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否已经产生?这次展览中哪些具有代表性?
张海:我主张书家应该有代表作。但有一点我很清楚:自认为的代表作与别人认为的代表作之间有很大差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之处有一定难度。我拿出来的作品自己很满意,但观众满意不满意,这很难说,我希望通过展览缩小与观众的距离。就我自己来说,有一件写苏辙文章的草书八尺整张四条屏我自认为比较好。这件作品的创作跨度很长,最开始写完比较满意,但是发现前头几个字顺序颠倒,就放了下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再看,觉得不错,决定继续写下去。写完之后,发现整件作品气势上比较贯通,字形、布局以及细节方面毛病比较少。另外,小草我下了十几年功夫,基本没有停顿。这次展出的几幅小行草也很有代表性。今年我63岁,它们起码是我63岁之前的代表作。
记者:这次展览是对您四种书体艺术水平的全面展示。有评论家认为您不仅四体皆能,而且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您自己作何评价?
张海:这是工作需要形成的局面,我并没有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四种书体齐头并进的目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办展览时,一个展览中只有一种书体会觉得不够用,并且也显得单调。我慢慢发现,每一种书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后来又认识到,虽然各种书体各有各的规律,但相互之间可以渗透、借鉴,渗透、借鉴的结果,是使每一种书体都显得比较富于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算有驾驭几种书体的能力。
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各种书体之间不能平均用力,也不能这个书体一下那个书体一下,而是要循序渐进。学音乐的上午练钢琴,下午拉二胡不行,钢琴和二胡的指法不同,放在一起全都乱了。学书法也是一个道理,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乱写一气,是有害的。二是虽然我能写四种书体,但不敢说大话,不敢说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经过努力,我在隶书和行草方面有一些变化。
记者:您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要做到自我否定,必须有良好的辨识能力、良好的悟性和充分的自信心,同时还要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只有处理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您是怎么自我否定的?
张海:自我否定是很必要的。我开始学隶书的时候,各种范本都拿来学习。后来觉得不行,就集中学习《封龙山碑》,1981年“晋冀鲁豫书法联展”中,我的一幅隶书四省日报不约而同刊出。后来仔细琢磨,虽然自己觉得不错,但如果放在众多作品中,还是很难显现出来。因此我就把以前的东西否定了。我想能不能写汉简?在写汉简的过程中,发现草意比较浓,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行草功夫,因此把隶书、行草、汉简结合起来,开始尝试草隶。这有点像农学家培养新品种,要经过杂交、试种、育种,反复试验才能成功。我写草隶也是一样的道理。隶书、行草、汉简的融合不是机械的,不是每种书体各占三分之一,而是水乳交融。最开始每天都进行试验,可能一整天能出现一个达到隶书、行草、汉简结合得比较好的字,于是把这一个字挑出来,再按照这个字的思路进行试验。几个月下来,觉得有二十几个字不错,就按照这些字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反复试验,到1986年终于取得初步成功,有汉简的味道但又不同于汉简,有隶书的味道又不同于隶书,有行草的味道又不同于行草,于是又把《封龙山碑》给否定了。如果继续写隶书,只能是进一步深化,很难出现新东西。要创新,就要否定。不断否定,就形成了现在的面貌!
记者:您曾经用跳高来比喻创新。要打破2.4米的跳高记录,不必梦想着跳4.8米,只要提高一厘米即可,2.41米就是新记录。现在创新是书法界的一个时髦词汇,不少人也想创记录,但他们想的不是2.41米,甚至也不是4.8米,而是9.6米,或者更多。这种一厘米精神值得提倡。
张海:我想一厘米精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一个搞书法的人一生用于书法专业创作的时间有多长?他必须首先继承传统,而要把传统继承好,又要花多少时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不能够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也是一个问题。一百个人训练跳高,能有几个人达到朱建华当年的高度?说不定一个也没有。一百个人学颜真卿,能有几个达到他的高度?说不定还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能够高出一厘米已经很难,并且要靠艰苦的努力。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传统深厚,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十年前的十个书法家也许现在大家还记得,但再过上二三十年,十个人很可能全部被人遗忘了。
记者:说到传统,碑帖是书法的重要传统。您在碑上下过很大功夫,对帖也很重视。碑帖之中,您从何者获益较多?
张海:应该说碑帖各有所长,不必把二者对立起来。碑帖各有各的好处,二者之间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也没有高低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就都宽容地加以接受。这跟人吃东西是同样的道理。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关键是你的身体需要补充什么营养成分,需要什么就补什么,如果偏食,就会营养不良。书法也一样。
记者:听说您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了碑帖资料,出来后才发现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抱着碑帖资料走回去。这种对书法的热爱实在是让人敬佩。现在的一些书法家似乎少了点这种对书法的热爱。
张海:那是1974年,我从安阳到北京荣宝斋来学习装裱。我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通过学习装裱来学习书法。当时中午没有地方休息,累了我就趴在裱画的案子上小睡一下,更多的时候是趁机把要装裱的字画拿来仔细欣赏琢磨。下班的时候我把装裱过程中剩下的纸头拿回去晚上练字。这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从北京回去之后,我把自己弄到农村,找了一个阁楼,把自己关在里头写字,再闷再热也不管。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希望能够走捷径。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譬如我从郑州到北京来,可以步行,可以坐车,也可以乘飞机,但过程和收获不一样。飞机最快,但对外面的情况什么也不了解;步行最慢,但可以领略一路的风土人情。学习书法以“坐汽车”为佳,既可浏览“沿路风光”,又可随时在“重点城市”停下,该看的看,该记的记,该下功夫的就下功夫,持之以恒,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记者:除了您的展览,河南今年将举办几大展览,河南这个书法大省又将成为热点。这让我想起“中原书风”,我想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肯定不一样。作为河南书法领军人,您如何理解“中原书风”在当下的意义?
张海:“中原书风”这个提法,有人赞成,有人否定。从这个概念的提出到它的最终形成,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认为“中原书风”的特点是阳刚、正大、伟岸、堂堂正正,篇幅也比较大。但时间长了之后,人们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大字多了,篇幅大了,细节就显得粗糙一些。我想也许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不能得兼。要避免简单的“大”、“粗”、“黑”。一个高大的男子,必须有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刚柔相济,才能让人觉得有魅力。我想说明的是,“中原书风”的特点不是谁规定必须这样,中原书家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同时它也不是固定的概念,大字之外也还有小字,只是这小字跟南方的不同。
记者:早在1985年,河南就举办了国际书法展,收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2万余件,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体现了河南书法的开放意识。开放性是否也是“中原书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海:当时河南很多作者都在农村,走不出去。但是“行万里路”对书法家来说又很重要。怎么办?书法家“行万里路”,最重要的就是博览和交流。因此我们就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把国内外的优秀作品和书法家都请来,让中原书家不走出去也能进行交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仅对中原书家重要,对其他地方的书家也同样重要。
记者:当前文艺界正在展开向常香玉学习的活动。您作为常香玉的同乡,对此一定深有体会。您认为书法界该向常香玉学习什么?
张海:常香玉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对书法界来说,一要学习她关注社会的态度。书法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时代特征。二是要学习她“戏比天大”的精神,对艺术执著追求。她对艺术的热爱足以打动所有从艺之人。既然投身书法这一行,就要把书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在所难免,但它只是附属品,而不应成为终极目标。三是要学习她关注青年,提携新人。常香玉为豫剧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书法家当然不一定要收徒,但在自己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应该为青年书家的进步多做工作,不能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你的成就得益于书法事业,就应该把自己的所得回报给书法事业。做书法组织工作的人就更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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